回眸上海调研：80多万上海人当年这样摘掉文盲帽子
解放初期的上海，曾发生过这样一起不太起眼的安全事故：
在国营亚细亚炼钢车间，工人张高铁在值夜班时发现炼钢用的贝氏炉急需冷泵机应用，按下开关后，却不慎引发上下保险丝全部爆断。
调查原因才发现，原来张高铁并不识字，到了炼钢车间“什么都不敢碰”，值班遇到突发状况手足无措，只看到开关上面有一张纸条，也不清楚上面写了什么，就把开关向下一按，不料引发了事故。
张高铁的窘况，在当时上海广大工人群体中并不少见。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普遍面临着一个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努力恢复经济生产，需要一大批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来操作机器，然而当时上海工人的文化程度却整体偏低。
放眼全国，5.5亿民众有超过4亿是文盲、半文盲，文化水平的低下严重制约着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
为改变这一局面，一场识字扫盲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工人文盲、半文盲率居高不下，合格工人短缺，部分工人连基础的机器操作都无法完成，更不用说在工业生产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工作效率。这不仅阻碍了生产技术在工人阶级中的普及，影响了正常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人阶级在新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些纺织工人、码头搬运工人都不识字的。那就碰到一个问题了，解放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了，工人走到马路上连路牌都不认识，那怎么领导呀？”上世纪50年代曾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的李家齐曾这样回忆，“工人有这个强烈的要求，我们总工会就感到这件事要抓起来，就搞起了扫盲运动。”
1950年4月，上海工会文教干部会议召开，会上作了关于开展识字运动的报告，动员全市的工人阶级积极开展识字学文化运动，拉开了全市扫盲运动的序幕，提出了“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的目标。
那时中央政府规定，扫盲运动由政府统管，政府制定教育制度，工会负责具体工作。工会在工矿企业积极组织办学，成立教育机构、招聘人员、培训师资、安排场地、编写教材，激发工人群众的学习积极性。
扫盲的具体方针是：先工人后一般群众，先产业工人后一般工人及劳动人民，先国营厂后私营厂，先大厂后小厂，先有条件的厂后难的厂。最终希望工人群众经过250小时左右的学习后，能认识2000字上下，并能阅读通俗读物。
当时，有条件的工厂可以开办夜校，小厂则可以联合起来开办联合夜校，扫盲工作还从工厂发展到菜场、里弄等各种场所，逐步发展为全民扫盲。1950年后，上海市便有市立工人夜校49所，学生1.7万余人，80％以上都是18岁到30多岁的青年产业工人。7所市立业余补习学校也兼收职工，各业工会主办的106所学校共有学生1.59万名。
当年的扫盲学习高潮中，还涌现了上海国棉一厂老工人施小妹这样的典型。已经60多岁的施小妹克服眼疾，努力学习文化，在学习到半文盲的程度后就开始写字、写信，还怀着一个老工人的朴素感情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
后来，施小妹收到了毛主席办公室寄来的回信，鼓励她积极学习文化，为建设新中国做更多的贡献。这封信在上海乃至全国都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扫盲识字运动。“今年国庆节我向您报告了学习成绩，很快就收到您的回信。您指示我继续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模范。所以我每天清早起来写字，每天工作的时候就在想，怎样才能做群众的模范，我把我自己参加速成识字班的体会，告诉给老年工人和青年工人，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为了加快扫盲进程，1952年，上海市响应中央号召，在全市有重点地推广“祁建华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
然而，由于忽视了教育长期性的客观规律，夸大了文盲、半文盲工人的主观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片面追求扫盲速度，这样的扫盲计划脱离了文盲、半文盲工人学习的客观实际情况。
1950年的《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方案（草案）》曾设想：“争取在3到5年内使职工中现有的文盲能识1000字上下，能读通俗的书报，能写简单的书信和报告等。”结果到1953年时，职工文盲、半文盲还有66.25万人，占职工总人数47％，完成全部工人扫盲的目标也并未达成。
工人下班后在食堂学习文化（上海市档案馆藏）
当时的主管部门在调研中发现，由于各厂文教领导机关对扫盲教育本身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轻率冒进，造成扫盲教育盲目发展。在速成识字法的推行中，巩固和“回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
于是，上海及时调整策略，贯彻中央规定的“整顿、巩固、稳步发展”方针，开始对实行速成识字法实验的工厂进行整顿工作。1953年2月，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首先派工作组对有1008人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的国棉十九厂进行重点整顿。随后，上海开始对实行速成识字法实验的工厂进行全面整顿工作，将扫盲方式由速成识字转变为通用学习，当年共有67608人毕业。
市民参加识字讲座（上海市档案馆藏）
像这样在调研中不断调整工作方法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在1956年，为了实事求是制定郊区全面扫盲计划，上海市郊工委宣传部开展了一系列调查研究，还针对老农民、妇女、青年民师等不同群体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进行个别访谈，并与乡镇干部一起研究。
调研发现，那时农村扫盲存在教学力量不足、民师质量普遍较差的问题，对于教育局提出的每年240小时学习时间的要求也难以贯彻。调研对扫盲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都进行了了解，并提出相应建议。比如，对于扫盲对象的年龄界定，这次调研就做了细致的取证分析。
当时，全国不少地方普遍将扫盲对象的年龄范围划定为50岁以下，随着工作不断推进，这一标准引发了一些不同意见，许多人提出应该以40岁为界，因为年龄越大，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学习时间和身体条件等都有所下降，扫盲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
于是，这次调研也结合金桥乡金东社、艾镇乡艾镇社这两个生产队实际情况，从入学率巩固率、学习效果、农民身体条件、生产队全面文化情况等维度进行了论证。
调研发现，不管是从入学率还是巩固率来看，40岁以上学员比例都不高，学习效果也不理想。艾镇社10队的46岁农民朱咸妹，曾经读过3次冬学，却仍在学习第一册教材，已经学过的字都忘了。另一位农民朱兰心上半年读了2个月，从不缺课，读到第一册11课，有143个生字，但她只能认合作社的“合”字。从大量类似案例中可以推测，40岁开外的人“即使坚持下来，效果也不大”。
1955年上海市郊区农民扫盲课本内页（上海市档案馆藏）
学员的身体条件也是一条重要参考因素。受访群众当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40岁的人就要换眼光了，脑筋也昏了。”“做了一天生活，晚上就想早点休息，身体吃不消了。”40岁以上的文盲中，不仅基本都存在眼力衰退情况，还有不少人感到阴天全身酸痛。
因此，调研组提出，以40岁以下群体作为扫盲对象是切合实际的，但40岁以上甚至更加年老的，只要有要求也应采取欢迎态度。
随着扫盲运动的不断推进，大量工人群众不仅识字数量大大增加，脱离了文盲、半文盲的行列，更打破了封建迷信的思想，逐步掌握了科学常识，树立了唯物主义观点。
比如课文《雷》中就这样写道：“你们如果和乡下老头们谈起来，问他们为什么会打雷，他们一定说天上有雷公，拿着把大旌子等等的神话，我们是不该相信的，可到底打雷是怎么一回事，一定还有很多人不懂。雷是电的作用……以前人们不知道这是因为被闪电电死了，就说这人做了坏事，给雷公用雷劈死了，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课文通过介绍雷电的产生原理，批驳了迷信观点。
上海乡村女教师在教农民们文化课程（上海市档案馆藏）
由于工人扫盲教育中普及了科学文化知识，在一些文盲、半文盲群体中曾经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如转世、有病不去医院等等也逐步得到肃清。
此外，在扫盲运动中，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也得到极大提升。天原化工厂的工人颜浩元是全国人大代表，他1951年去北京参会时，因为一字不识，每天提心吊胆。后来通过学习，能看能写，到1953年再到北京参会时，大会下发的文件已能大体看懂，小组讨论时也能参照自己写的发言提纲进行发言。
在扫盲运动中，一大批工人识字成才，他们之中还涌现了许多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先进人物。
从1950年到1966年，前后共有80多万上海工人参加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扫盲运动，摘掉了“文盲”帽子，改变了自身的命运，也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1956年，上海浦东地区识字班学员在毕业典礼上领到证书（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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